《读作家记》
作者：舒晋瑜
版本：东方出版中心
2026年5月
“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梁鸿真实的表达，不知于她笔下的故乡是喜是忧。
远离着，守望着；亲近着，厌弃着；眷恋着，反思着。
这些并非截然相反的词汇，不能完全概括学者梁鸿对于故乡的感情。在乡村生活了20年之后，通过不断的求学，她在知识的海洋中游到了首都。从师范中专，进入教师进修学院大专班，同时自学本科，大专尚未毕业便拿到本科文凭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此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在梁庄》，梁鸿的成长经历或许可以写一本励志书。但是，《中国在梁庄》出现了。它以田野调查的形式，打开了认识当下中国独具锐思的理论之窗。它的出现，被前辈认为是“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
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我初识梁鸿，是在某次会上，她的作品被纳入《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写作的创意之初与此计划无关，但是他们的行为无疑在宣告：70后作家以扎实的行走和勇敢的体验向文坛竖起担当与责任的旗帜。
梁鸿在微博上的署名是“那个傻姑娘”。《中国在梁庄》出版后，有好几个朋友和同行都说，几年前就想做这件事，但是一直没有做。是的，从想法到行动，距离非常遥远，迈出这一步非常艰难。梁鸿为什么就迈出去了？她笑言：“可能我比较傻，只是本着自己的心去做，没有考虑那么多。”
所幸她“傻”，才有了“用脚步和目光丈量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所幸她“傻”，才能执着地怀着朴素纯真的感情，把对亲人、对家乡的精神状态如此真实地呈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乡村的危机与生存样态。
《远山花开》（2023）剧照。
采访梁鸿时，在她爽朗的笑声和文采飞扬的言辞里，断然不会想见，小时候的梁鸿曾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母亲生病一直瘫痪在床，姊妹又多，父亲忙着种地挣钱养家，她能活下来已是不错。那种贫困的绝望和阴影曾经笼罩她幼小的心灵，她常年不怎么说话，包括家人和同学。每天放学，她绝不跟别人一起走，总是顺着河边从村庄后面绕回家。她那么弱小地、不动声色地成长着，甚至有一天，放学路上碰到父亲，父亲惊诧道：“呀！长这么大了！”
现在回想起来，恰恰是那种孤独和对大自然的接近培育了梁鸿对大自然的感情和对美的感受，也培养了她不受约束、遵从自己内心的性格。“越是在艰难环境下生活的人，可能内心越开朗和宽广。”梁鸿说，大概是骨子里的那种坚韧，使她迈出《中国在梁庄》的第一步。那时，谁也不会预料十几年后她的“非虚构”之路走得那么长久、那么宽广。
15年前，我采访完梁鸿，在结尾写下：“期待着她继续前行，某一天也会令喜爱她的读者两眼放出异彩：‘呀！这是梁鸿吗？’”
转眼到了2025年冬，读完梁鸿的《要有光》，我想，那个自称“傻姑娘”的梁鸿，其实是有着大智慧的。
村庄镜像中的中国
2010年，一本名为《中国在梁庄》的非虚构作品悄然问世，旋即引发文坛震动与社会热议。这部以一个普通村庄为样本，记录当代中国乡村生存状态的著作，斩获“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更令梁鸿始料未及的是，这部严肃的乡村调查，竟在网络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网友留言称“几度把书合上又打开，潸然泪下”，有人在当当网上写下专业点评，还有人将自己村庄的照片贴在论坛回复中。面对这些真实而热烈的回响，这位从乡村走出的女学者陷入沉思：“一个写作者，如果真的付诸行动去做一点事情，是能引起关注的。”
梁鸿的写作源于两股力量的交织。其一，是对故乡的朴素情感。出生于河南穰县农村的她，每年寒暑假回乡，目睹乡亲们的变化，聆听五奶奶、王家少年们的故事，心中感慨万千。更深层的动力，来自自我精神的困顿。作为一名专业文学研究者，梁鸿发现自己陷入了“学术的内循环”——整天找资料、读文本、发表论文，却与真实世界、与生命大地失去了联系。“我无法容忍自己过着这种虚空的生活”，这种无根之感最终驱使她下定决心：回到梁庄，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2008年暑假，梁鸿踏上返乡之路。但真正进入乡村内心，远比想象中困难。尽管梁庄是故乡，她却发现自己和乡亲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墙——衣着光鲜的“城里人”身份，让村民们客客气气，不肯吐露心声。访问五奶奶，她去了不下十次，直到最后才有了书里那次深层次的谈话。父亲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作为村里老人，“设计话头”帮助女儿与村民深入交流。
梁鸿在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与芝婶聊天时，她的儿子要带芝婶的孙子去村中池塘玩，那池塘漂着绿藻、覆满苍蝇，她本能地制止，说“很脏”。芝婶看她的眼神让她瞬间惭愧——“她心里明白我是嫌弃的”。这次经历成为梁鸿的自我警示：“我们这一代离乡的人都应该反思，认真思考自己与故乡、与乡村的关系。”
文体探索中的真诚呈现
《中国在梁庄》最终以独特的“非虚构”形式呈现。梁鸿解释说，这既源于时代需求——现实中“光怪陆离的变化超出文学想象”；也源于学术困惑——她在乡土文学研究中，难以从作品中感受到活生生的现实。在写作过程中，她反复试验多种文体：先是写了十几万字的日记体，感觉不足以呈现村民的存在状态；又换成纯抒情体；最终形成了人物自述、观察、素描、议论相结合的“杂糅文体”。她特别强调人物自述的价值：“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样的声音，把自己当成声音的代言人。读者会从自述里体会不同的东西。”这种让农民自己说出生活、情感和痛苦的方式，成为作品打动人心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梁庄》这个书名，同样经历了反复琢磨。最初，梁鸿只想以村庄为原点考察乡村情感和生存样态。但在写作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梁庄的存在不仅仅是梁庄，整个中国就是这样的状态。”出版后，南方读者来信说“这就是我们的村庄”，网友点评“跟我们的村庄一模一样”——这些呼应验证了她的判断。
对于作品的意义，梁鸿有着朴素的期待：“我只是让大家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而不只是抽象的怜悯和同情。如果大家看了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它的目的就实现了。”她特别强调，中国乡村的疼痛和存在状态，是千百年来历史的疼痛，需要多层面的叙述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在反复采访、整理、修改的过程中，梁鸿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情感冲击。当菊秀——那个骨子里浪漫、喜欢文学却最终被生活压倒的女人，坐在火车站生出“竭力追求好生活怎么成这样了”的困惑，让梁鸿每次读到这段都忍不住流泪。“书写的过程，是我一遍遍走进他们内心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纪录片《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2025）剧照。
这种直面现实的书写方式，源于她对文学的思考：“当你用直面现实的方式书写，读者会更有共鸣。”尽管曾有过小说散文创作经历，后来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学术著作，但在《中国在梁庄》中，她刻意“尽量用感性平实的语言表达，尽量不用学术语言”。
《中国在梁庄》的成功，让梁鸿对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的区别有了更深体悟：非虚构更关注个体的、普通的人生，致力于考察被遮蔽的东西；对作家的独立精神要求更高，需对社会时代有反思和批判精神。这恰是她通过梁庄实践所传达的——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以谦卑姿态重返乡土，在倾听中呈现真实，在书写中唤醒良知。此后，《出梁庄记》（2013）、《梁庄十年》（2021）相继问世，“梁庄三部曲”完整呈现。
那些被困住的少年
写完梁庄，梁鸿回到北京。此时，她的孩子正值青春期。身为“海淀妈妈”，她发现与孩子的交流变得有些困难。“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要有光》前言第一句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心动。梁鸿在关注自己孩子的同时，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情绪问题：不愿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甚至自残、服药。
《要有光》
作者：梁鸿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9月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触目惊心：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比例居高不下，50%的在册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在一些学校达到15%至20%。
2022年5月，是梁鸿“个人最迷茫的时候”。几位家长天天在群里聊各自的痛苦，“觉得没办法突围”。她决定去做点什么。她在网上发布信息，征集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孩子。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回应了她。
雅雅曾是“优等生”，在当地最好的高中排名班级第一。但她一直有种滑落的恐惧。高一下学期，她开始严重焦虑：做卷子时听到同桌翻页的声音就浑身出汗、手心湿滑握不住笔，担心对方超过自己。想到考试就手抖，害怕自己不是第一。后来她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愿见任何人。
梁鸿在书中写到一个细节：雅雅家的卧室格局——宽敞明亮的主卧是雅雅的，隔壁次卧是爸爸的，紧靠次卧外墙放着妈妈的单人沙发床，窄小低矮。雅雅说这“几乎是妈妈家庭地位的象征”，妈妈给自己塑造出受苦、忍让的形象。她不喜欢这种感觉，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住最大的房间，妈妈却蜷缩在角落。她觉得父母在“表演”牺牲，从不在意她精神上的无助。
另一个女孩敏敏，11岁休学。她皮肤白皙细腻，眼睛黑黑的，非常灵动，但手腕上纵横交织着伤痕。她自幼生活在父母无尽的争吵与暴力中，母亲常暴怒，父亲常年回避。一次母亲抄菜刀要砍父亲，在卧室门上砍出几道深痕。敏敏常受母亲责打，脸被扇肿，皮肤被掐破。2021年夏天，父母安排她复学。开学前夜，她吞下89粒药片。被救回后，父亲却讽刺：“你不是想死吗，怎么最后给我打电话？”敏敏说：“他总是这样。”
纪录片《陪你到清晨》（2025）剧照。
梁鸿还去了精神科门诊。候诊区几乎全是孩子，穿着校服，沉默不语。大部分是母亲带着，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有个孩子已经几个月不洗澡、不出门，房间都臭了，父亲想交流，孩子面对墙靠着，头发一绺一绺盖着眼睛，没有任何反应……三年时间，梁鸿的足迹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乡村。她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精神医疗机构，与上百个孩子、家长、教师、医生、心理咨询师深入交流。
“我一定要把孩子身上那种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坚韧和不顾一切地想要呐喊、想要成长的内核写出来。”她说。写这本书，不是控诉什么，而是想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
《要有光》出版后，有读者留言说“哭了好久”，有读者开始认真思考与孩子的关系。但梁鸿自己也明白：这本书不提供答案。她希望读者看到那些故事时感到震动，“因为震动是一个人反思自己的开始”。
十五年，从梁庄到《要有光》，梁鸿始终在做同一件事：看见那些被遮蔽的人，听见那些被忽略的声音，记录那些被遗忘的真实。她呈现，但不渲染；发问，但不回答。她以社会调查的冷静、书写者的精准与细腻，传递着一名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本文选自《读作家记》，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舒晋瑜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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